内战危机引爆？美提前预警：内塔尼亚胡或成以色列最大罪人

以色列在外面打了这么多场仗，没想到最危险的麻烦却从自家内部冒了出来，南边加沙战火未熄，北边黎巴嫩冲突不断，国内又接连出现抗议、政治分裂和社会矛盾。 就在大选临近之际，美国中央情报局内部评估发出警告，认为以色列已经面临严重的内乱风险，甚至不排除爆发全面内战的可能。 外部压力还没解除，内部危机又步步紧逼，这场风波究竟是谁推到了今天这一步？内塔尼亚胡又该承担多大责任？ 当兵这笔账，越算越不平 以色列社会最近几年一直有个绕不开的争议，那就是哈瑞迪犹太教群体到底应不应该服兵役，按照以色列的征兵制度，大多数符合条件的犹太裔男性都要服役。 可长期以来，哈瑞迪男性中的一部分人以全职学习宗教为理由，获得延期服役的待遇，实际上形成了特殊安排，这种情况在过去还能维持，一旦国家进入长期战争，矛盾就变得越来越明显。 以色列军队需要不断补充兵员，很多已经完成义务兵役的人又被召回预备役，有些人一年要拿出大量时间执行军事任务，工作、家庭和正常生活都受到影响。 相比之下，仍有不少哈瑞迪适龄男性没有真正进入军队，这种差别自然让其他群体感到不公平，哈瑞迪人口约占以色列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四，虽然不是社会中的多数，却在政治上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原因就在于相关宗教政党经常成为组建联合政府的重要力量，执政党想要维持议会多数席位，就很难完全绕开它们的要求，维持宗教学校和学生的特殊安排，也因此成为长期谈判中的重要条件。 法律层面其实早已出现明确变化，以色列最高法院在二零二四年六月裁定，政府不能再没有法律依据地继续给予哈瑞迪神学院学生集体免服兵役的待遇。 此后，政府在执行问题上仍然动作迟缓，相关争议一直没有结束，二零二六年四月，最高法院又要求政府采取具体措施推动征兵，并对逃避兵役者的经济待遇和执法问题作出安排。 到了二零二六年七月，政府推动通过一项暂缓对部分逃避兵役者采取执法措施的法律，但最高法院随后在九月阻止该法律继续生效。 根据相关机构公布的数据，二零二五年七月至二零二六年六月，约有四千二百九十八名哈瑞迪男性入伍，比此前一个年度有所增加，但距离解决兵员问题仍有差距，以色列军队此前也面临约一万二千名义务兵缺口，预备役人员长期承担高强度任务。 所以，这场争论并不是简单地要求某个群体多服几天兵役，而是涉及国家义务如何分配，世俗家庭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必一次次承担战争压力，宗教群体则希望保留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教育安排。 两边都有自己的立场，可国家安全需要有人承担，社会公平也不能长期只停留在口头上，这个问题拖得越久，社会内部的不满就越难消除。 内塔尼亚胡这把火，烧得太久了 以色列今天的社会分歧，并不是内塔尼亚胡一个人造成的，宗教与世俗之间的矛盾、巴勒斯坦问题、定居点争议，以及司法权力应该如何制衡政府，这些问题早已存在多年。 但内塔尼亚胡长期执政期间，许多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逐渐成为各方争夺政治主动权的筹码，司法改革就是其中最受关注的一件事。 内塔尼亚胡政府曾推动一系列司法制度调整，试图改变最高法院对政府和议会决策的制衡方式，支持者认为，司法机构权力过大，需要重新划分政府与法院之间的关系。 反对者则担心，这会削弱司法独立，让执政者更容易绕开监督，争议之所以格外激烈，还因为内塔尼亚胡本人正在接受腐败案件审理。 他否认相关指控，但案件已经持续多年，审理过程多次受到政府事务和安全局势影响，二零二六年四月，以色列因伊朗战事进入紧急状态，法院工作一度受到影响。 紧急状态解除后，腐败案原定恢复审理，内塔尼亚胡方面又以安全和外交事务为由申请推迟本人作证，政治对手自然会把司法改革和案件审理联系起来。 认为政府不能一边调整司法制衡机制，一边让总理个人的司法问题不断受到特殊安排。 战争带来的压力，也不只是前线伤亡和军事行动，预备役人员长期离开工作岗位，企业缺少劳动力，家庭需要承担更多生活责任，政府则要拿出大量资金维持军事行动和社会运转。 以色列的安全环境确实复杂，面对外部威胁，政府必须作出军事和外交判断，但安全问题不能成为所有内部争议都无限期搁置的理由。 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处境也因此越来越困难，他需要维持执政联盟，就必须照顾宗教政党的要求，需要应对战争，又要面对国内对军事行动和社会成本的质疑。 与此同时，腐败案件和司法改革争议也一直没有消失，每一个问题单独看都不容易解决，几件事叠在一起，就让政府的决策空间越来越窄。 美国态度的变化，同样会影响以色列的选择，长期以来，美国是以色列最重要的外交和军事支持者，但两国在具体政策上并非始终完全一致。 尤其是涉及伊朗、加沙以及地区停火安排时，华盛顿和以色列政府有时会出现不同判断，以色列不能把自身安全完全寄托在美国的支持上，更不能认为只要外部压力存在，国内矛盾就可以一直往后拖。 说到底，内塔尼亚胡面对的困局，既有个人政治处境的因素，也有以色列制度和社会结构长期积累的问